大山里的一所村小,吸引了成都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来读书,为什么?

原标题:大山里的一所村小,吸引了成都、上海等大城市的孩子来读书,为什么?

9月的苟村,稻子金黄,荷塘翠绿,灰色的水泥路蜿蜒着伸向远方,路旁连串的彩色风车呼呼地转着。

一个多月前,城里的几位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地处四川广元的山村。在乡村人口外移,连带下一代也奔向城市的趋势下,她们不顾家人反对,反倒跨域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来到乡村,将孩子送入一所大山村小。然后,她们在村里租下房子,陪伴孩子上学。

苟村,第一次迎来了外乡的城市租客。

↑航拍四川广元利州区宝轮镇苟村一组的范家小学

从城市送儿子去村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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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多月前,戴丽兰带着5岁的儿子从300公里外的成都市区来到这个位于四川广元山区的村庄,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下一间农屋,陪伴儿子上学。

农屋距离儿子就读的范家小学仅仅300米,这是栋2层小楼,白墙灰瓦,一条水泥路从门口的小院前穿过,房屋周围是大片的稻田和荷塘,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,清澈见底。

为什么要送儿子来农村上学?还得从一场跨年演讲说起。

2018年的最后一天,罗振宇在他长达4个小时的跨年演讲里讲到了这所范家小学的故事,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:所有最先锋的教育理念,在这所山区小学都能看到。教育回到了初始目的,育人。

位于四川广元利州区宝轮镇苟村一组的范家小学一夜间火了。到访者不绝,校长的电话不断。

这是所不大的学校,一个小操场,两栋相连的3层楼房,一侧是教学楼,一侧是住宿区。全校上下不足百人,学生大部分为留守儿童,周一到周五寄宿在学校,一周回家一次。

↑航拍范家小学

这原本是一所面临消亡的山村小学。

校长张平原在这里做了大胆的尝试,他们不再与城市孩子比拼成绩,将课堂融入到乡村的自然之中,尊重孩子个性,把“玩”当成一项课程,他希望这里的孩子能够在学习的同时更能拥有快乐的童年。

↑上户外课的学生在搬运木头

戴丽兰从听说范家小学到决定让孩子就读,只用了短短一周时间。

这之前,儿子在成都一所知名的私立幼儿园上学,那里学费不菲,环境和配套设施在整个成都也处于前列。但戴丽兰觉得,孩子被学校束缚住了,同时,“在里面上学的孩子基本上都有不错的家庭条件,尽管孩子小,但他们之间的攀比心也开始逐渐出现。”这让戴丽兰感到别扭,“他总是在‘索要’,要这个要那个,因为其他小朋友也有,得不到满足他就要闹。”

让孩子转入乡村学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,戴丽兰觉得,儿子让人感觉没有男孩子该有的个性。

戴丽兰希望改变这样的状态。2019年春节后,她选择让儿子远离父母,寄宿在范家学校和农户家中,并向儿子许诺,如果表现好,一学期后过来陪他一起上学。这是个大胆的决定,从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孩子一时间需要留在这个陌生的大山之中。

与戴丽兰几乎同时,家住四川遂宁的熊妹玲也将大儿子送到范家小学。那之前,大儿子在遂宁市区一所不错的公立小学上一年级。但熊妹玲发现,除了作业外,儿子常常是无所事事的。熊妹玲认为,儿子的这种状态与“城市”和“学校”有着很大关系。

春节后,她决定把儿子送到这里试上一试,如果效果好,下个学期就把即将上学的小儿子也带过来。这期间,儿子寄宿在学校,周末住在班主任家,节假日再被接回遂宁。

↑熊妹玲在苟村租住的房子

9月,新学年开始,戴丽兰兑现了对孩子的承诺,熊妹玲也从遂宁来到当地。两人很凑巧地租到了同一栋农家房内,门对着门。

从上海、郑州辗转到苟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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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戴丽兰、熊妹玲一样送孩子来范家小学的还有沈阳的高丽霞,以及辗转上海、郑州而来的张亚文。

校长张平原介绍,新学年学校的人数有较大增长,其中有较大部分来自非招生区域。

↑熊妹玲和其他孩子家长交流

张亚文可能是这几位城市家长中最为“波折”的一个。

她的身上曾有着当下中国城市典型家长的影子:拼命工作,带孩子挤进一所竞争激烈的优质学校,送孩子上各类兴趣学堂补习班,忙着加班也忙着给孩子辅导功课。

那时,她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上班,丈夫经营着自己的生意。大女儿在那里从幼儿园上到了三年级。期间,他们还迎来了小女儿。

↑张亚文

这一切都让不少人羡慕,但张亚文渐渐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。“每天送大女儿上学就觉得她很烦躁,接她时也是垂头丧气的状态,很明显,她并不喜欢学校。”张亚文反思,如果花费心血培养的孩子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,又有何意义呢?

“到底考出高分重要,还是一个有快乐、有爱好、拥有独立内核的人重要呢?”张亚文问自己。

2017年,女儿三年级结束,张亚文将她带回了郑州老家。“一方面孩子爸爸生意有变化,另一方面也主要想让孩子换一个学习环境。”

与此同时,张亚文也开始关注到教育领域,学习教育文章,了解身边的创新学校,参加教育论坛。在郑州,她还和几名共同关注创新教育的家长筹办了一个社区学堂,让女儿也在其中学习。不过,不到一年学堂关闭,但张亚文已不想让女儿再回到学校了。

这时候,范家小学走进了她的视野。

那是在一次教育创新论坛上,校长张平原作为嘉宾进行了演讲,之后,张亚文查询了大量关于范家小学的资料和报道,她觉得这里正是她和孩子理想的学校。“给孩子充分的自由,尊重孩子的个性,注重孩子的当下而不是未来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”

张亚文特地选择了一个吉利的日子出发,“2019年8月8号”。她带着11岁的大女儿和6岁的小女儿,一路来到范家小学。“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,当时天很蓝,成片的稻田荷塘,空气无比清新。”学校老师接待了他们,张亚文看到了打破传统格局的教室,以及留在教室的各种画本、手工和图书。

兜兜转转,母女三人最后留在了这所四川村小。

↑张亚文大女儿因腿部疾病在家休息

“你们咋越混越差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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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城市到乡村的选择需要面临太多,抛开单纯的地域变化,生活变化,或许更重要的是,还是来自家人和亲朋好友的不解。

来到苟村一个多月了,熊妹玲仍会接到家里不同亲戚的电话,“前两天姑姑还打电话问我到底是咋想的,一家人都在遂宁,好好的工作不做,城里的学校也不上了,要待在乡坝里。”这样的电话不少,熊妹玲的回复也很简单,“你们有时间过来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话语最重的是戴丽兰的公公。公公是农村人,此前一直生活在广元剑阁县的一个偏远乡村,当了多年村支书,是一个特别重视教育的人。多年来,他将三个儿子都送出了村,他们都在成都安了家。就连公公自己也告别了老家,住到了距离剑阁县城不远的剑门关镇上。

戴丽兰是在给儿子报完名后才告知公公这个消息的。听到儿媳把孙儿带到一所农村小学,公公当时就表达了强烈不满。“在农村,讲的就是要脱掉‘农皮’,往更好更大的城市发展,只有混得差的人才往回走。”戴丽兰说,在送孩子到农村上学的这件事上,自己就是这样“混得差的人”。

↑范家小学的学生课间玩耍

在一场家庭“批斗会”上,公公甚至发了火:“好不容易把带泥土的鞋脱了,你又给他穿上。你们咋混成这样了,越混越差!大家想方设法的要从农村走出去,要进好学校,你们反而越发展越倒退了。

公公发火之余还以为儿媳在成都遇到了困难:“你有什么困难,我去给你二哥说,让他帮你,找学校解决房子都可以,咋能到村小去?”

戴丽兰也不示弱:“送孩子到农村跟钱无关,如果他适应城里的环境,一年20万我也会供,但如果不适应就没办法。我的儿子我做主,你不满意就找你儿子再生一个。”

在成都经营企业的二哥也表达了不解:“成都有那么多的学校可以选择,就没有你看得上的?”

戴丽兰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,她说自己一直就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,只要做了决定,旁人也就很难再让她改变。

张亚文也一度面临这样的理念之争。她讲到了与丈夫之间的一场“辩论”。在丈夫看来,孩子上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好成绩,考上好的大学,成为一个优秀的人,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未来吗?而在张亚文心里,“只要她快乐成长,有一个好的土壤做底子,将来做什么应该都不会差吧。”

两个人似乎都有道理。

而在现实的乡村陪读里,城市与乡村的冲突也确实存在。

58岁的沈阳老太高丽霞和外孙女租住在苟村村口的一家农家乐,租金每月300元。说是农家乐,其实是一栋普通的农村土墙房。房间内,高丽霞把两张原有的单人床拼在一起,靠着窗户。床边摆上了一张折叠桌,板凳上放着锅碗瓢盆,地上堆着周末刚刚从村外镇上买来的菜。房间没有厕所,她们需要与房东共用一个农家厕所。农村的蚊虫多,她几乎不开门,或者长时间在门口挂着一道防蚊帘。 

↑高丽霞的房间里放着讲述范家小学的图书《变量》

乡村生活对于这个沈阳老太来讲,需要不短的融入过程。

语言是最大的问题。高丽霞用东北话夹杂着几句四川话说道,“成都那边说‘不知道’作‘不晓得’,但他们这里却说的是‘晓不得’,去玩说的是‘去耍’……”很多时候,当房东邀请一起吃饭时,高丽霞都回绝了,“主要就是不懂他们说的啥。”

这也是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外孙女需要面对的难题。12人的班级里,10个孩子都是当地人,“讲普通话的只有她和另一个孩子。”

↑高丽霞

孩子有变化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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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到村小后,孩子有没有变化?

“变化很大。”戴丽兰肯定地回答,“他会表达爱了,以前追着买的东西也不再闹着买,从索要慢慢懂得了去分享和感恩,他会说妈妈你辛苦了,谢谢妈妈。

戴丽兰说,当初儿子刚到范家小学时,一开始几天,儿子并不愿意跟这些孩子待在一起,不跟他们讲话,上课铃响了也不进教室。“但校长和老师都没有硬着让他进教室,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去玩,老师只是做好安全保护。慢慢地,他自己就加入到小朋友当中,然后进了教室。老师遵从了孩子个人的状态。”

戴丽兰谈到,儿子之前在成都,对花钱没有概念,“反正别人有我就要有,他的玩具都堆满了屋子,走到哪里买到哪里。而在这边,家里就那么几个玩具,他也玩得很开心。他跟他的小伙伴一起,一个滑板车也能玩很久。”

↑课间活动,范家小学的学生在玩耍

“儿子在城里,太过优越其实不是好事。我就是要他来体验这里的农村生活。”但她也强调,这跟常规的“吃苦教育”不同,“我觉得他们的学校环境是很好的,不存在吃苦,反而把习惯锻炼得很好。之前饭都要我喂,现在这边什么都是靠自己,这就是改变,而且这不是老师要求必须要干的,而是看到别人的孩子这样,就模仿,你可以做好,我也可以做好。”

“当然,把所有东西都寄托在学校也是不可能的。”戴丽兰说,儿子毕竟长期生活在城里,如何让儿子回到农村又不被农村所局限,她觉得家长也非常重要,“每年我们也会带他去出游,去游乐场,假期回到城市去接触城市的环境。”

另一方面,孩子目前还处于小学阶段,而对于小学的知识来讲,范家小学的老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“小学阶段就那样。在这里更重要的是,把学习变得快乐轻松一点。”戴丽兰说。

↑范家小学的学生在练习踢足球

对于远期,戴丽兰坦言,作为家长,不关心成绩这是假话,但成绩并不是全部。她希望儿子呈现的状态是这样的:“他有自己的主动性,会主动说,妈妈等我把学习弄好再去干嘛干嘛,而不是家长来要求他,先把学习弄好,我们再去干嘛。”

感受到变化的还有熊妹玲。

她这样形容大儿子,“突然像变了一个人”“他会帮我做家务,拿着绘本给弟弟讲故事,开朗了太多。”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结石发作,放假在家的儿子说出了一个她都不知道的方子,“妈妈你可以喝点金钱草啊”。熊妹玲很是惊奇,一个7岁的孩子是怎么知道这些的。

↑熊妹玲的大儿子抓住一只蝗虫给弟弟看

这是儿子在学校的一次户外植物课堂学到的。在儿子的描述中,那次课上,在老师的指导下,同学们不仅要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,还要在画本上画出它的样子,详细认识它的功效。“而这样的课堂在城市是很难做到的。”熊妹玲说。

↑熊妹玲带着儿子和租在一起的同学在回家路上观察荷叶

在村子陪读的一个多月里,4岁的小儿子也有了变化。按熊妹玲的话说,小儿子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孩子,在这之前,除了熟悉的家里人,面对其他人的问话,基本只有点头和摇头两个动作。“但现在他就不这样了。”

熊妹玲认为,这些变化正是范家小学带来的。

不过,这些变化对于张亚文和高丽霞来讲,暂时或许还无法看到。但张亚文也提到,“至少在这里,孩子是想去上学的,一讲起学校的事就很兴奋,不像之前对于学校总是垂头丧气的。”

“要对得起人家的孩子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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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来讲,学校的出名更像是一场被动的意外。

张平原提到,范家小学办学的开始,一方面是基于学校本身就是为本地居民上学提供便利的,另一方面是乡村人口的外移,学生人数下降,学校面临着消亡的现实,不得不进行一场改革。

↑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

这些留守的农村孩子又难以与城市学校的孩子单纯地比拼成绩。于是,学校把办学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为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,让他们保持童年该有的天性和向上的状态,“能不能考学不是我们的事,北大清华的要求对我们来说过分了。”

“办学之前就没有想过会出名,只是在过程中被出名了。”张平原说。

而出名后最直接的影响,就在于一拨又一拨的拜访者找到了学校。张平原形容称“真的是络绎不绝”,“但他们单纯地来看,又能看出什么来呢?”到最后,张平原不得不谢绝了大部分的来校考察。

新学年,学校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,这其中就包括像熊妹玲、戴丽兰一样远道而来的外来者。张平原对此看得很清楚:“不能简单地用学生人数的增长来判断学校品质的问题。”这里更有着不小的压力。

“他们的到来对我们办学能力,应该是一种促进,我们要清楚,我们有没有底去接受这些孩子和家长。”张平原直言,“转来的娃娃给了我们压力,不追求更好,就会对不起人家的孩子。

张亚文在送孩子来范家小学时曾有担心:“学校再好毕竟在山村里,老师的眼界会直接影响这个学校的视野和孩子的眼界。”的确如此,从某种程度上讲,包括校长在内,范家小学的老师们尽管在做着变革,但他们是否会陷在这个苟村和这些留守儿童身上,也是一个问题。

↑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在和熊妹玲交流

张平原也意识到了。在过去的这大半年里,他到多个城市参加了各类教育论坛,并通过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了解到多个国外的教育实际样本。目前,他已开始着手在部分年级进行新的改革尝试。

“以儿童为中心!”从比拼教师能力,由老师决定教什么,孩子学什么转变为一个辅助者,“考虑孩子的需求,想学什么,感兴趣什么。”张平原畅想,“这样就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,而当一个孩子有了自主学习的能力,他想学想做,未来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他吗?”

这天,张平原也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熊妹玲,“你的孩子会变得更好。”

未来,究竟会怎么样呢?

红星爱彩乐 记者 杜玉全

摄影记者 王红强返回爱彩乐|爱彩乐平台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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